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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7年，在中央众多老同志的努力下，在四川待了十几年的邓华终于回到了部队，华国锋专门找到了他谈话，问他有没有什么要求。邓华，湖南郴州人，1910年出生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小时候就帮着家里干农活。1927年加入共产党，投身北伐战争，年轻气盛，跟着队伍南征北战。土地革命时期，他在红一军团当政委，带着部队在赣南山区打游击，硬是啃下了不少硬骨头。抗战爆发，他加入八路军115师，参加平型关战役，带着685团政治处干事布置阵地，狠狠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。1940年百团大战，他率部在晋察冀军区作战，突袭敌方据点，战果不小。解放战争，他成了第四野战军15兵团司令员，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，哪场不惊心动魄？他指挥部队攻克天津外围，组织海南岛战役，亲自上船查看海况，稳扎稳打。抗美援朝战争，他是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，协助彭德怀指挥五次战役，调度反登陆作战，立下大功。可惜1959年因彭德怀事件受牵连，他被调到四川当副省长，十几年都在地方忙活，跑乡村、看水利，风里来雨里去。1977年，全国局势好转，中央老同志们力挺，他终于被调回北京，进了军事科学院当副院长，算是重回老本行。邓华回京那年，已经67岁，身体大不如前，但精神头儿还在。中央安排他回军队，不光是给他平反，也是看中他抗美援朝的经验。华国锋找他谈话，地点在人民大会堂，气氛严肃又不失温暖。华国锋问他有啥要求，邓华没提啥大愿望，只说想多见见老战友，聊聊过去，谈谈未来。这话听着简单，背后却有深意。他在四川那些年，日子不好过，身份敏感，不少老战友不敢跟他走太近。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，他在食堂被冷落，碗里的饭都凉了。黄永胜跟他同桌，远远看见他过来，端着碗就走了，俩人当年可是四野的搭档，军事主官和政委的关系，这事儿挺让人寒心。可许世友不一样，这位红四方面军的虎将，拎着茅台就过来找他喝酒，豪爽得像啥事儿没有。俩人虽然不是一个部队出身，抗美援朝后期才有点交集，但许世友那股仗义劲儿，让邓华记了一辈子。这次谈话，邓华没提别的要求，就是想再跟这些老兄弟聚聚，足见他重情重义。回京后，邓华一头扎进军事科学院的工作，整理抗美援朝资料，写战役分析，常常熬到半夜。1978年底，南部边境形势紧张，中央筹划对越自卫反击战。邓小平找他商量，让他出山指挥。邓华掂量了一下，觉得自己身体不行，指挥大兵团怕是吃不消，就推荐了许世友。许世友当时是广州军区司令员，经验老到，指挥东线作战正合适。邓小平听后，点了头。1979年，对越自卫反击战打赢了，许世友立了大功。邓华在京听到消息，挺欣慰，想去南京找许世友叙叙旧，顺便聊聊战事细节。许世友也惦记着他，想再跟这位老兄弟喝一杯。可惜，俩人都没等到那一天。1980年初，邓华抱病去海南，写1950年海南战役的回忆录。工作是完成了，可身体垮了。他转到上海住院治疗，病情却越来越重，7月3日，他在上海去世，没能实现去南京见许世友的愿望。许世友得知消息，摆上两只酒杯，斟满茅台，独自喝下。1985年，许世友也因病去世。两位老将的友情，没能在生前再续，却成了军史里一段让人唏嘘的佳话。邓华的一生，是一部浓缩的中国革命史。从北伐到抗美援朝，他打过硬仗，立过大功，也吃过苦头。1959年到四川那十几年，他没抱怨，踏踏实实干活，跑遍了乡村田间。1977年回京，他没提啥过分要求，只想跟老战友聚聚，这种情怀挺打动人。他和许世友的友情，跨越了部队派系，扛过了特殊年代的冷眼，显得特别真挚。推荐许世友指挥对越作战，也看出他识人用人，没私心杂念。俩人没能再见，确实遗憾，但这份兄弟情谊，留在历史里，依然闪光。

1976年10月6日，在那个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晚上，华国锋写了一份手令，交给耿飚，让他去干一件大事。从这份手令来看，华国锋的字写得相当漂亮，潇洒流畅。

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邓小平在事实上成为领导核心。当时的华国锋依然是领袖，汪东兴依然保留党的副主席身份。可是他的兼职不再保留，汪东兴不再是中央办公厅主任，不再是中央警卫局局长，不再是8341部队政委，也不再是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，不再是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、中央专案组组长等。他其实已经没有了实权。

1976年，毛主席去世，当华国锋赶到中南海时，毛主席已无呼吸，情急之下，华国锋迅速下达了一项命令，而正是这个决定，令后人感激不已。1976年9月8日，中南海的医护人员脚步匆匆，毛主席的病情突然加重让整个医疗组神经紧绷。老人家这天清晨从昏迷中短暂清醒，枯瘦的手指在床单上划拉几下，护士赶紧把《容斋随笔》举到他眼前。这本书的封皮早就被翻得起了毛边，纸页间夹着不少铅笔标记，工作人员都知道这是主席晚年最惦记的读物。等到太阳偏西的时候，老人家又用铅笔在纸上划了三道横线，抬起手腕在床板上敲出三声响动。贴身秘书琢磨了半晌才明白过来，这是惦记着日本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选举情况。谁也没想到，这竟是老人家最后一次关心国际政局。深夜十点多，值班护士发现监测仪器上的曲线突然剧烈波动。心肌梗塞来得又急又猛，七八个白大褂围在床前轮番抢救，强心针打了好几支，可监护仪上的绿色光点终究还是拉成了直线。1976年9月9日零点十分，宣告医疗抢救无效的铃声在中南海的红墙内响起。华国锋接到电话时正在批阅文件，钢笔尖在纸上洇出个墨疙瘩。等他赶到现场，医护人员已经撤下了抢救设备，房间里只剩下仪器的余温和消毒水味道。这位临危受命的领导人站在床前沉默良久，突然转身对卫生部长钱信忠说："马上组织专家处理遗体，要确保万无一失。"这话说得又急又重，在场的人都听得出话里的分量。这话可把卫生部的人难住了，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没处理过领导人遗体防腐，连医学院的标本室都找不出像样的案例。钱信忠连夜召集了北京协和、301医院的二十多位专家，会议室的白炽灯亮到后半夜。有人提议参考苏联保存列宁遗体的技术，可中苏关系早就僵了，资料都成了机密。最后还是解剖学教授张炳常拍板："咱们自己摸索，先从控制环境温度湿度入手。"天还没大亮，中南海西侧就搭起了临时实验室。从友谊医院调来的制冷设备轰隆作响，三班倒的技术员守着温度计不敢眨眼。防腐组的医生们拿着镊子棉花，像修补艺术品似的处理着遗体细节。华国锋每天要来转三趟，有回看见个年轻护士手抖，自己掏出手帕给她擦汗："别慌，全国人民都等着呢。"9月9日下午四点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哀乐传遍大江南北。北京百货大楼的售货员听着喇叭突然红了眼眶，柜台上的黑布卖得精光。长安街的梧桐树上挂满白花，天安门广场挤得水泄不通，有个从河北赶来的老农跪在广场上嚎啕大哭，怀里揣着半块硬馒头——那是他留着想带给毛主席尝尝的家乡粮。追悼会定在9月18日，天安门城楼前的松枝挽联被雨水打湿又晒干。宋庆龄被人搀着爬上台阶，深色旗袍上别着白花，手里的帕子攥得死紧。华国锋念悼词时声音发涩，念到"伟大领袖"四个字时顿了顿，眼镜片上蒙了层水雾。百万群众跟着广播里的哀乐低头，工厂的汽笛声从渤海湾响到黄土高坡。这边追悼会的白花还没撤干净，中央又开了紧急会议。汪东兴在会议室拍桌子："得给老百姓留个念想的地方。"建筑专家们被火速召到北京，围着天安门广场转悠了七八圈。最终敲定在正阳门北边起座纪念堂，设计师说这位置讲究——北望天安门，南对前门楼，正好在首都的中轴线上。11月24日破土那天，华国锋握着系红绸的铁锹铲了第一抔土。奠基石的混凝土里掺着珠穆朗玛峰的石头渣，浇的是台湾海峡打来的水。全国二十多个省市都领了任务，山东运汉白玉，江西出水晶，上海玻璃厂的老技工带着徒弟们烧了三十多天，终于搞出个通体透亮的水晶棺。工地上的脚手架越搭越高，每天都有老百姓隔着警戒线张望。有个包头来的老工人把半年攒的肉票换成全国粮票，非要留在北京帮工。负责安全的战士劝他回去，老头急得直跺脚："我给毛主席盖房子，睡马路牙子也乐意！"转过年来开春，纪念堂的轮廓显出来了。四十四根福建花岗岩柱子立得笔直，屋檐上的琉璃瓦在太阳底下泛金光。等到1977年9月9日大门敞开，头天夜里就排起了长队。穿中山装的干部扶着拄拐棍的老太太，穿绿军装的小伙子搀着戴红领巾的学生，人潮安静地涌过北大厅，水晶棺里的身影让好些人当场落了泪。如今过了四十多个春秋，纪念堂门口的队伍就没断过。有头发花白的老夫妻每年清明都来，说是替过世的父母给主席鞠个躬。年轻导游举着小旗给游客讲解："当年要是没及时做防腐处理，今天咱们可看不见这景象。"这话顺着风飘进安检口，执勤的武警战士低头整了整胸前的徽章。长安街上的车流照旧川流不息，纪念堂北门的老槐树绿了又黄。水晶棺里的党旗永远鲜红，就像那个秋夜紧急会议上的决定，在时光里凝成了不会褪色的红。